1. 歸化:
歸化（法）是1995年由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在《譯者的隱形》一書中提出的，是對意譯概念的延伸，突破了語言因素的局限，擴展到語言、文化和美學等因素。
歸化法就是采取民族中心主義的態(tài)度，使外語文本符合譯入語的文化價值觀，把原作者帶入譯入語文化。
嚴復、林紓等都是“歸化派”的代表，以其但后來由于“歸化理論”的統治，某種意義上來說，導致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傾向。我們應該以異化為主，歸化為輔，充分反應原作的文化特征，傳遞原語文化。
2. 異化:
異化（法）是1995年由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在《譯者的隱形》一書中提出的，是對直譯概念的延伸，突破了語言因素的局限，擴展到語言、文化和美學等因素。
異化法就是接受外語文本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把讀者帶入外國情景。
魯迅是“異化派”的代表，但由于譯作過分拘泥于原作，未得到廣泛認可。長期以來，由于“歸化理論”對原語文化的損害，改革開放后，異化法在翻譯界開始越來越得到重視，此法有助于充分反映原語文化特征，充分表達原文意義。
但是，異化亦非萬能，運用異化法我們既不能超越語言文化的規(guī)范限度，也不能超越讀者的接受限度。
3. 語際翻譯：
指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活動，如將漢語文本譯為外語文本，或將外語文本譯為漢語文本。
在中國，始于東漢末年終于北宋末年而盛于唐代的佛經翻譯活動，可以說對中國文化的每一個層面都產生過深刻的影響。同樣，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對清末力求自強革新的知識分子起到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語際翻譯活動還直接影響到了中國現代性的形成，近代的一些思想家都是以語際翻譯為利器，改造社會、文學以及語言的。
語際翻譯體現的是一種跨文化意義傳遞，是不同語言背景的人類進行思想交流的橋梁。
4. 語內翻譯：
指同一語言的各個語言變體之間的翻譯，如將方言譯成民族共同語，將古代語譯成現代語，把將歌譯成散文等。
語內翻譯對于文化的傳承非常重要，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充分體悟古人的語言含義，通過學者的語內翻譯可以幫助現代人更好的接觸到古人的思想境界。
語內翻譯更在于人的自我認識，通過對文本的解讀和理解，表達出自我的個人世界里的解讀。
5. 連續(xù)傳譯：
也叫交替?zhèn)髯g，指源語發(fā)言人講話時口譯員作筆記，然后在源語發(fā)言人停頓時以另一種語言表達該講話。其過程大體可分為聽力理解、記憶、表達。
與同傳相比，交傳要求更長的瞬間記憶能力，對精確度的要求更為苛刻，交傳所遇到的專業(yè)性也比同傳要強。
做連續(xù)傳譯除了需要對短時記憶和速記技能進行大量訓練外，還必須對交替雙語結構和表達習慣非常熟悉，否則無法信而達的傳遞意義。
6. 同聲傳譯：
是譯員在不打斷講話者演講的情況下，不停地將其講話內容傳譯給聽眾的一種口譯方式，通常用于正式的國際會議。
同傳中講求順句驅動，隨時調整，適度超前，信息重組等都是同傳的基本原則。
只有經過持續(xù)、艱苦的訓練，擁有超強雙語能力，廣博知識面，心理素質高等要求的人才可勝任同傳工作。
7. 信、達、雅（嚴復）：
嚴復于1898年提出的“譯事三難：信、達、雅”，對我國一個世紀以來的翻譯活動影響深遠。
信即忠實原文，達即通順，雅是對信和達的進一步完善，釋義為“正”，針對目標讀者以最合適最尚佳的表達方式，達到“信”與“達”的目的。
我認為，信與達是基礎，雅是翻譯的目標，而且追求“雅”是一個無限接近的過程，只有通過不斷的揣摩修改，才能不斷尤金。
8. 可譯性：
指兩種語言之間翻譯的可能性。奈達對可譯性與不可譯性這一問題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提出"盡管人與人之間的絕對溝通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在同一語言區(qū)域或是不同語言區(qū)域之間，人們之間高度有效的溝通還是可能的，因為人們的思路、身體反應、文化經歷和對別人行為方式作出調節(jié)的能力都是相似的。"
奈達通過大量調查研究獲得的材料充分證實了他的信念，即"一種語言能說的話在另一種語言中也能相對精確的表達出來。" 的接近這個目標。
只要兩種語言都可以充分而有效地描寫客觀外在世界和表達主觀的內心世界，則它們之間共同遠遠超出不同點，比如漢語與英語。承認翻譯是可能的，確認兩種語言之間存在可譯，是翻譯的理論基礎。
9. 形合：
借助語言形式手段（包括詞匯手段和形態(tài)手段）來實現詞語或句子的連接為形合，注重語言形式上的接應(cohesion)。
英語是一種典型的形合語言。不同民族的語言表達形式，根源在于思維方式的不同，不同民族對同一客觀事物常有不同的語言表達習慣。
西方長于分析。所謂"分析"，就是把事物的整體分解為許多部分，越分越細。其優(yōu)點在于能夠比較深入地觀察事物的本質。缺點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西方的分析型思維則傾向于把一個整體分成細小的部分，從個體上把握對象，通過邏輯分析達到對事物的認識和了解。其語言具體表現為：重形式，重理性，句式構架嚴整，表達思維縝密，行文注重邏輯，語言大多明晰客觀，符合理性。
10. 意合：
不借助語言形式手段，靠詞語與句子本身意義上的連貫與邏輯順序而實現的連接為意合，注重意義上的連貫(coherence)。漢語是一種典型的意合語言，不同民族的語言表達形式，根源在于思維方式的不同，不同民族對同一客觀事物常有不同的語言表達習慣。
東方長于綜合，就是把事物的各個部分聯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強調事物的聯系，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由這種思維方式所制約的語言系統表現出以神統形的特點：遵循語義的連接，注重整體和諧，缺乏嚴格的邏輯性的特點，屬語義型語言，句子結構簡短而松散。
11. 直譯：
英語與漢語的語言結構與文體結構有相同的一面，漢譯時可照譯，即所謂“直譯”——既忠實原文內容，又符合原文的語言與文體結構。
直譯與意譯這兩種不同的譯法，自古有之。然而自五四以來，國內譯界圍繞著這兩種譯法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魯迅是積極主張直譯的“硬譯派”，曾說過“唯信是上“、”保留原作的風姿”、“洋氣”等言論。除此以外，矛盾、朱光潛、巴金等人也對直譯、意譯做過解釋。我比較贊同巴金的說法，好的翻譯應該都是“直譯”，也都是“意譯”。
12. 意譯：
“意譯”則從意義出發(fā)，只要求將原文大意表達出來，不需過分注重細節(jié)，但要求譯文自然流暢。
直譯與意譯這兩種不同的譯法，自古有之。然而自五四以來，國內譯界圍繞著這兩種譯法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趙景深是比較支持意譯的一派代表，曾說過“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除此以外，矛盾、朱光潛、巴金等人也對直譯、意譯做過解釋。我比較贊同巴金的說法，好的翻譯應該都是“直譯”，也都是“意譯”。
13. 綜合型語言：
從語言形態(tài)學上看，詞與詞的關系靠詞本身的形態(tài)變化實現，如拉丁語、俄語、德語、古英語，叫做綜合型語言，主要特征是語序靈活。而現代英語則是綜合—分析型語言，這就使得英漢雙語存在某些共性，有助于翻譯對比研究。
通過了解語言形態(tài)，可以幫助我們做好語言表達，比如英譯漢中運用適當的語氣詞來表達人物的個性與態(tài)度。
14. 分析型語言：
從語言形態(tài)學上看，詞與詞關系不通過詞形變化而通過句序或虛詞（助詞）表現，如漢語，叫做分析性語言，主要特征是語序較固定。
在漢語中，關聯詞不是非常重要，因為其重在意義粘合，但也需要根據實際需要進行選擇，比如用關聯詞加強語氣。通過了解語言形態(tài)，可以幫助我們做好語言表達，比如英譯漢中運用適當的語氣詞來表達人物的個性與態(tài)度。除此外，還能更好的幫助我們在翻譯中靈活運用漢語，地道表達意思。
15. 屈折變化：
指單字(或詞根)拼法的改變，導致語法功能改變，進而使其代表的意義也有所改變。多因應格、數和性等方面的不同而導致的書寫形式的變化。其中表示該詞匯基本概念的部份稱為“詞根”。
通過了解語言的屈折變化這一特點，有助于我們更好的把握語言差異，體會語法對于表達的作用。
16. “洋氣”（魯迅）：
魯迅指出：凡是翻譯，“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魯迅主張“直譯”，是為了忠實于原文，而忠實于原文就得“保存洋氣”，在魯迅看來，忠實應是第一位的。
魯迅近乎“硬譯”的“直譯”筆法，歷來為人詬病，其譯文的確存在許多不順之處，但是魯迅對于打破晚清翻譯界混亂局面作出了貢獻，也對中國語言變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認為魯迅“洋氣”之論，對于我們學習翻譯作為參考對比是非常有裨益的，因為前人做過了嘗試，后人才能汲取更多的精華。
17. “化境”（錢鐘書）：
錢鐘書撰文指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我覺得這倒是和巴金的一個觀點類似，好的譯文都是“直譯”的，也都是“意譯”的。
好的翻譯，需要有巧妙的語言技法，使意義自然轉化，就好象是作者用翻譯目的語重新作了一篇文章一樣。
18. 翻譯過程：
翻譯過程大抵分三步：理解，表達，校核。我認為翻譯過程應該是理解為先，而后動筆，再做修改，如此反復操作，以不斷接近“雅”的目標翻譯時候，要跳出結構，抽取意義，換湯不換藥的對原作進行“化境”處理。
19. 翻譯標準：
翻譯標準可能表達一直在變化，但是其本源大抵是不變的，一窺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從釋道安的“案本”，到嚴復的“求信”，到傅雷的“神似”，到錢鐘書的“化境”，都離不開“忠實”二字。
西方的翻譯理論對國內影響最大的當屬等值論，柰達的功能對等對于當代中國翻譯影響深遠。我比較認同錢鐘書的說法，我覺得好的譯文就是一個“化境”的過程，化的無痕，才是尚佳之作。傅雷說：“理想的譯文仿佛是作者的中文寫作?！贝蟾乓彩沁@個意思，把語言的種種結構表現抹去，抽取原作的完整意思，換上一件新衣服展現出來，這就是我的翻譯標準形象化表達。
20. 翻譯單位：
前蘇聯翻譯理論家巴爾胡達給翻譯單位下的定義：“原語在譯語中具備對應物的最小單位?！?/p>
紐馬克主張翻譯單位既不宜太短，也不宜太長，以句子最為合適。我自己的筆譯經驗也大概如此，一開始重理解，以為讀完全文才能翻譯好，后來發(fā)現如此做法，太耗費時間，且并不能做到理解的目的，后來改為一段，再到一句，發(fā)現其實只要在幾句之間合理推進，就可以較好的完成段落翻譯了，而后再根據前后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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