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語言和文化形象

語言不僅是表達和交流人類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和載體。語言能真實地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態(tài)地域、政治經(jīng)濟、物質(zhì)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不同的語言決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和語言表達方式。語言是有聲電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聲畫同步的視聽藝術(shù)手段可以最大程度地模擬現(xiàn)實，營造出一個酷似“現(xiàn)實”的藝術(shù)時空。如《簡愛》、《王子復仇記》和《葉塞妮婭》,這些為中國觀眾所熟知的優(yōu)美、清晰、充滿異國情調(diào)的語言生動、自然、隨意，充滿了生活氣息。所以這些精彩的對話和片段讓人過目不忘，給觀眾留下了無盡的美好享受。文化形象是 “一種文化符號，它具有相對固定和獨特的文化意義，有的意義豐富，聯(lián)想深遠。只要人們提到他們，他們就會立即心領(lǐng)神會，很容易相互交流?！盵] (p)物理形象和內(nèi)涵是形象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意象是信息意義的載體，是構(gòu)成意象的客觀事實；言外之意是物體在一定語言文化環(huán)境下的引申意義。形象的作用是在不同的語境中“用具體表達抽象，用已知或易知的東西啟發(fā)未知或難知的東西”。【】(p)比如宋代大詩人蘇軾，在他著名的《千赤壁賦》中，就用蜉蝣這種來自《蜉蝣》的小昆蟲來形容人生的短暫。人很渺小:“滄海一粟，送蜉蝣于天地?！盵] (p) 英國諺語“壓斷駱駝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p)的意思是“駱駝超載時，加一根稻草會把它壓死?！痹谥V語中，最后一根稻草這個形象詞“最后一根稻草”形象地表示“某件事或某件事使人無法忍受。”

第二，文化形象的重建

制片人也叫電影。顧名思義，一些優(yōu)秀的外國電影必須被中國觀眾接受。電影和其他文學作品有共同之處。同性即以視覺語言表達形象思維中的高超意境。但電影不同于其他專業(yè)，就是它的文字要在文字中看到，在聲音中形成，到達觀眾。著名科學家奈達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義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一種相應的文化，而詞的意義只有在其相應的文化中才能找到?！?#34;文化差異幾乎自然會反映在語言差異上."[](P)

漢語和英語屬于兩種不同的語系。中文是象形文字，英文是字母表。對于電影人來說，成功地在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之間切換并不容易。但研究表明，老一輩電影人不僅為觀眾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優(yōu)秀影片，也為電影研究留下了許多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最早在90年代初在電視上看到英國電影《紅鞋》被翻拍成《紅舞鞋》，我覺得可以理解。本片主要講述了一個英國芭蕾舞女演員在愛情和事業(yè)面前無法做出明確選擇，最終走向懸崖的悲傷故事?！都t舞鞋》雖然準確表達了英文的原意，緊扣劇情，但直白，沒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如果觀眾只看片名， 真的很難激起什么聯(lián)想的波瀾。上世紀90年代末，英國電影《紅鞋》的片名在一個優(yōu)秀外國電影巡回展的大幅廣告中被稱為“紅領(lǐng)巾”。在仔細研究了這篇文章后，評論家們把那些苗條的紅色舞鞋比作中國觀眾熟知的紅菱。寓意紅菱雖在泥水污泥中長大，卻嫵媚動人，尤其是那兩彎紅菱，猶如中國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蓮。三寸金蓮雖小，卻凝聚了許多女人的血淚，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所以“紅領(lǐng)巾”這個名字寓意著像紅領(lǐng)巾這樣穿著舞鞋的舞者華麗卻不吉利。

作者將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紅菱”這一文化形象注入其中，成功地重構(gòu)了一個中國觀眾熟悉、理解和接受的全新文化形象。電影中隨處可見文化形象重構(gòu)的巧妙手法。比如美國電影《滑鐵盧大橋》，原名《滑鐵盧大橋》。眾所周知，英國于2000年在泰晤士河上修建了滑鐵盧大橋，以紀念指揮英軍擊敗拿破侖的惠靈頓公爵贏得滑鐵盧戰(zhàn)役的勝利。如果按照英文翻譯成《滑鐵盧大橋》，乍一看，觀眾會以為這是一部與拿破侖戰(zhàn)爭有關(guān)的戰(zhàn)爭片，或者是一部關(guān)于大橋建設的紀錄片。但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知道，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愛情片。

影片描述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女演員瑪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在滑鐵盧橋上與年輕軍官羅伊相遇，并成為戀人。后來瑪拉得知羅伊在戰(zhàn)斗中陣亡，她痛苦不堪，為了生存而淪為妓女。當羅伊奇跡般出現(xiàn)時，她無法面對現(xiàn)實。為了愛情和名譽，她來到了和羅伊第一次相愛的地方，死在了滾滾車輪下的滑鐵盧大橋上。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史上，有很多類似的神話傳說。如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陜西省藍田縣一年一度的“藍橋會”?！端{橋相會》的傳說與滑鐵盧橋的故事情節(jié)有很多相似之處。于是，作家將原名“魂斷藍橋”改為“魂斷藍橋”，既避免了因中國文化差異和歷史背景知識缺乏而造成的神秘感；而且《藍橋》這個寓意中國文化的形象，能讓觀眾一看到片名就立刻意識到這是一部關(guān)于愛情的電影。電影中文化形象重構(gòu)的意義在于它能及時有效地與觀眾溝通，使觀眾獲得信息， 從而吸引了廣大影迷，創(chuàng)造了票房紀錄新高。仔細研究電影中文化形象的重構(gòu)，時不時會給人驚喜。

第三，文化形象的培養(yǎng)

由于中外觀眾在知識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異，電影制作人應該盡力幫助觀眾理解那些與一個民族的歷史、地域文化和宗教習俗密切相關(guān)的語言現(xiàn)象。如果在影片中不做任何文化意象的修飾，就直奔主題，就會造成這種文化意象的缺失，文化意義的碎片化。在英國電影《破碎的藍橋》的開頭，有這樣一段畫外音:播音員的聲音:在:今天早上，首相迷你鋼鐵在唐寧街10號向全國發(fā)表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開戰(zhàn)。

播音員:今天早上8點，首相在唐寧街向全國發(fā)表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

應該指出，這個例子忠實地顯示了原文的字面意思。但如果不對“唐寧街”這個地名做一些補充說明，相信中國絕大多數(shù)普通觀眾都會不知所措。首先，觀眾不知道唐寧街在哪里。第二，他們甚至不知道播音員在這里特別提到這個地名是什么意思。為了讓電影文本在有限的時間內(nèi)到達廣泛的受眾。建議對上述文章進行適當?shù)难a充和修飾，如:　　

今天早上8點，首相在英國首相官邸唐寧街向全國發(fā)表講話，宣布英德開戰(zhàn)。

加上“英國首相府”，觀眾才真正體會到了“唐寧街”。至此，“唐寧街”所隱含的形象立體地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觀眾真正理解了典型文化地名“唐寧街”的全部文化內(nèi)涵。另一個例子是:

彼得:哦，這個嗎？嗯，我退休后喜歡隱私。是的，我在那方面很脆弱。窺探的目光令我煩惱。看看杰里喬的城墻！rr，也許沒有約書亞用他的小號吹倒的那些厚。我只是告訴你我的心是在正確的地方，我會給你我最好的睡衣。你介意加入以色列人嗎？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打擾。我在那里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看看耶利哥的城墻。沒有約書亞用他的號角吹倒的墻厚，但是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喇叭。為了表示我的無私，我把我最好的睡衣送給你。你不想成為以色列人嗎？

這個例子選自英國電影《一夜情[]。這段話很有白話的代表性，因為有三個字和圣經(jīng)的歷史故事有關(guān):“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眾所周知，佛教盛行于東方，尤其是中國，中國的觀眾對佛教可以略知一二，但對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宗教的歷史文化卻知之甚少。所以中國觀眾很難在電影切換的瞬間把以上三種關(guān)系聯(lián)系起來，也不會明白《耶利哥之墻》、《約書亞》和《以色列人》是什么關(guān)系。被直接用在上面的文章里，不僅迷惑了國內(nèi)的觀眾，也失去了電影的真諦。

為了使中國觀眾理解這三個詞之間的關(guān)系，豐富原文中所涉及的特殊文化意象，觀眾應該在電影過程中對這段話做如下的潤色: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打擾。我在那里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就像圣經(jīng)里的耶利哥城墻。雖然沒有圣經(jīng)中以色列統(tǒng)帥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城墻厚，但也比它安全得多。你看，我沒有喇叭。為了表示我的無私，我把我最好的睡衣送給你。你不想成為以色列人嗎？

由于“耶利哥之墻”、“約書亞”、“以色列”等來自圣經(jīng)故事的詞語被補充了必要的文化內(nèi)涵，觀眾不僅知道了這些典故的由來，還理解了最后一個詞“以色列”在上下文中的具體含義。秀潤增強了語言在語境中的透明度；增強文化圖像在觀眾理解中的清晰度。

第四，文化形象的轉(zhuǎn)變

語言學家認為，不同的民族語言會在世界各民族人民看到的同一客觀現(xiàn)象上“涂上不同的顏色”。因此，文化意象的錯位將體現(xiàn)在作為載體的文化意象的差異上。換句話說，在一種文化傳統(tǒng)中，一個有面子意義的美好文化形象，在另一種文化中變成了一個有負面意義的丑陋文化形象。比如英國電影《呼嘯山莊》中有這樣一個片段:

伊莎貝拉:這是一個兄弟的責任，親愛的德加，把他的妹妹介紹給除了花花公子和蒼白的年輕詩人之外的其他類型的人。

哦，你想要一條龍嗎？

伊莎貝拉:是的，我喜歡。留著火紅的胡子。

伊莎貝拉:這是哥哥的責任，親愛的埃德加。你不能把你妹妹介紹給那些花花公子或者脆弱的年輕詩人。埃德加:哦，你不會想嫁給一個龍騎士吧？

伊莎貝拉:是的，還有紅色的大胡子。

“龍”是上面的一個關(guān)鍵詞。在英語中，“龍”被解釋為“魔鬼”。每當提到“龍”這個詞，西方人的意識形態(tài)就會立刻呈現(xiàn)出一個面目猙獰的魔鬼撲向世界，由此不難看出“龍”在西方語言文化中有貶義。在中國文化中，“龍”字象征著“高貴與至高無上”。中國過去稱皇帝為“真正的龍?zhí)熳印?。所以絕大多數(shù)與“龍”字有關(guān)的文字都有崇敬之意。比如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會成功。東西方語言中“龍”的文化意象完全相反。簡而言之，它們的形象是一樣的，但意義卻完全不同。由此可見，用“龍騎兵”來硬塞“龍”字顯然不妥。因為當中國的觀眾突然聽到這個詞時”龍騎兵”在看電影的時候，他們會立刻想到“他”可能是“皇家騎兵”。然而伊莎貝拉的回答讓觀眾對影片的解讀如云。觀眾不禁要問:這支氣勢磅礴的“皇家騎兵”怎么會“留著火紅的胡子”？在中國的傳統(tǒng)歷史文化中，只有那些三頭六臂的妖怪才有可怕的綠眉紅胡子。這種生搬硬套，既無法處理東西方語言文化中形象錯位的棘手問題，也無法生動傳達這種對話的真實含義。反而為語境語義的滲透設置了語言障礙。所以，例子中埃德加和伊莎貝拉最后的對話不妨如下:dgar:哦，你想要一條龍？哦，你不想嫁給一個野蠻人，是嗎？伊莎貝拉:是的，我喜歡。留著火紅的胡子。是的， 和一把紅色的大胡子。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電影中的很多英文單詞如果直接硬來，是不會被中國觀眾接受和認可的。另外，電影文字受電影畫面切換時間的限制，無法像文學作品那樣在一些晦澀難懂的地方進行注解，所以觀眾必須能一下子看懂白色文字。立足于國內(nèi)觀眾，從觀眾對電影制作藝術(shù)的欣賞角度出發(fā)，電影制作者應選擇與原電影藝術(shù)最相似、最接近，國內(nèi)觀眾熟悉、容易接受的文字和文化意象。